10月9日,由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紫荊雜誌社承辦的“2026紫荊文化論壇”在港舉辦,以“擘畫五年規劃藍圖 引領香港未來發展”為主題,與會者圍繞多項課題研討交流,共同展望“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發展藍圖和廣闊前景。在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由文件出台轉向落實執行階段的關鍵節點,論壇主旨演講與政策對談,為社會提供了集中討論規劃理念與方向的平台,有助各界在宏觀層面理順思路、增進理解。這既是交流契機,也是社會逐步認識規劃的重要過程。論壇舉辦,可謂正當其時。
然而,無可迴避的是,相對於香港原有發展範式、市民認知與持份者經驗,五年規劃終究是一項新事物。一般市民過去較少有機會接觸這類中長期、綜合性規劃,對其理念、運作邏輯和實施機制缺乏了解。因此,即使規劃文本已經出台、執行工作已經鋪開,社會上仍存在不少疑問和誤解。這並非任何人的過錯,而是新事物落地必經的階段,關鍵在於如何正視並回應這些疑問和誤解。
正因如此,筆者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原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的致辭感觸尤深。他回應並釐清了社會上關於五年規劃的三個典型疑問和誤解。
制定五年規劃是否衝擊香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鄧中華指出,規劃並非某一種經濟制度的專屬工具,其本質是現代公共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是政府為市場指明方向、提供穩定預期的治理工具,而非由政府取代市場。市場仍然是整個經濟活動的基礎性機制,香港現行自由經濟體制不會因此改變。同場發表主旨演講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王振民教授亦舉出英美等國市場和規劃兼而有之例子作為論證。筆者亦由此聯想到南韓一例,其流行文化產業崛起,背後正是政府中長期文化產業戰略的持續投入與推動。可見,規劃與市場經濟從來並不矛盾。
首次制定規劃,是否會存在考量不周或研判不足?鄧中華指出,特區政府在制定過程中堅持頂層設計與問計於民相結合,多方論證、廣納民意;規劃充分考慮外部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對發展指標預留彈性空間,並設置動態評估和中期調整機制。上述安排要取信於民,關鍵之一,在於市民能否理解其背後的動態思維:規劃猶如掌舵行船,在目的地和大航向不變的前提下,仍須因應環境變化,靈活調整具體航線。
香港缺乏內地相應體制機制,規劃是否難以落地見效?鄧中華說,規劃第七篇建立了適配香港自由經濟體制和香港實際的實施機制;通過持續實施,香港將逐漸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落實規劃的實施機制。如果說第一點疑問的討論已釐清規劃與市場經濟的關係,那麼第三點疑問的關鍵,就在於香港如何按自身條件落實規劃。既然規劃並非某一種經濟制度的專屬工具,不同市場模式自然有不同落地方式。香港市場高度開放,市場主體各具特色,不必也不能簡單複製內地一套。私營企業、專業服務、國際網絡和法治環境,恰恰是規劃落地可以依託的獨特資源。香港市場主體可發揮與內地市場主體不同的作用,在規劃所展現的龐大機遇下自主響應、靈活參與。
上述三點疑問,在宏觀層面已得到回應,但要完全化解疑問和誤解,既須靠文件解讀和論壇研討,更須做好基層宣講。基層宣講不應是單向的“資訊灌輸”,而應是雙向的“對話與轉譯”,就是將規劃的宏觀理念轉譯為與市民日常生活相關的具體資訊,回應不同社區、不同群體的具體關切,讓市民在參與中理解、在理解中認同、認同後持續貢獻力量。唯有如此,五年規劃才能真正從“文件上的藍圖”變成“社會共同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