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香港因為新冠疫情，與內地封關已經差不多兩年了。自去年下半年以來，香港在中央支持下以通關為目標做了大量籌備工作。然而每次臨近通關，不是香港出現疫情就是內地出現疫情，令通關多次延宕，已成為實實在在的「通關困境」。2021年底，通關籌備工作本來已經準備得「九九十十」，然而香港爆發了第五波疫情，廣東省的深圳、珠海、中山等地也出現了本地確診病例，「通關困境」再次顯露。筆者曾在《明報》撰文主張，後疫情時代的香港要成為「Hong Kong in the GBA」才有機會成為聯結中國與世界的新樞紐，而這當然要以通關為前提。因此，應對這個「通關困境」可說是「Hong Kong in the GBA」當前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其實，所謂「通關困境」昭示了通關後的某種「新常態」：只要疫情不徹底消退，就不得不拿捏好「小通關」和「大通關」的尺度，甚至需要附帶某種「熔斷」機制——所以，與其說是應對「通關困境」，不如說是需要在此起彼伏的疫情之下令通關盡可能穩定，即便「熔斷」也能最大限度地具有可預期性。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綜合「大刀闊斧」和「精雕細琢」兩套手段：既能在有需要時提供充足的檢測力量和配套的社會資源，又能做到精準防控，將防疫力量盡可能地聚焦，如日前上海將鬧市中一間僅20平方米（約215平方呎）的奶茶店劃為中風險地區那樣。當然，通關是兩地之事，較個別城市一城一地的防疫肯定更加複雜和困難；而如何在隨時可能爆發疫情的情況下盡可能持續通關，除了中央層面的決策外，在技術上還有賴於大灣區的區域合作機制。
首先可以考慮的是大灣區間核酸檢測力量的整合與援助。兩年多的抗疫經驗表明，核酸檢測是應對疫情的基礎手段。而在此次第五波疫情中，屯門等地出現的檢測人龍表明香港在應對突然增加的檢測需求方面仍存在落差。在內地，當一地檢測需求遽增時從周邊調動檢測力量支援，已成為行之有效的抗疫措施。2020年9月內地派了五百多人協助香港進行「普及社區檢測」，亦表明調動內地檢測力量赴港的做法在法律和制度上並無障礙。當然，彼時香港疫情相對平穩，社會上對於核酸檢測的需求並不迫切，因此檢測範圍也較有限。不過如再次遇到類似此次屯門的情況，若能及時調動內地檢測力量，相信可解燃眉之急，也能儘量降低疫情影響，減少通關「熔斷」的可能性。在大灣區框架下，以維持平穩通關為目標，協商調動檢測力量的條件和方式，以及檢測範圍、分工、私隱保障等，均是可行的。
在此基礎上，有必要嘗試開展兩地專家參與彼此的防疫活動。前述核酸檢測力量的調動是臨時性的，但背後需要有常設的防疫措施統籌機制，而通關（包括「熔斷」）在防疫整體上同樣涉及大量政策和措施需要統籌。目前兩地已有一定的聯合防疫機制，但從公開信息來看，現有合作方式主要只是資訊分享和溝通，合作程度仍然有限。去年12月，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訪港四日考察防疫工作，表明親身參與的方式是通關防疫合作所必需。而通關涉及的許多防疫工作，如健康碼對接，以及通關後大概率會出現的跨境流行病學調查等，本身就關係到兩地各自的防疫活動，更是需要兩地專家的直接參與。防疫涉及本地政治或行政層面，難以強求一致；而在專業層面，共識較容易達成。因此，在現有基礎上，讓兩地專家有機會直接參與彼此的防疫活動，既可以增加對各自防疫決策和措施的認可，也有利於專業層面的防疫統籌，為持續通關奠定基礎。
長遠來看，兩地政府還可以有針對性地在製藥和生物科技等領域開展合作。雖然醫療服務產業是大灣區着力發展的方向之一，但現有的合作範圍和服務人群均很有限。疫情為疫苗和藥物的研發提供了機遇，可以從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基礎起步，探索大灣區生物科技產業合作的方式，完善相關的產業鏈。如能借此契機發展疫苗和藥物相關產業，不僅能有效守護通關以及整個大灣區的人員往來，更可輻射至經濟、社會福利等多個領域。
可以說，「通關困境」雖說是「Hong Kong in the GBA」面對的首要難題，但在大灣區框架下從容應對「通關困境」以及通關後的疫情反復，正是「Hong Kong in the GBA」的基本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