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已進入後疫情時代。所謂後疫情時代,並非指疫情完全消失,一切回到疫情前的狀況,而是疫情時起時伏,呈地區性零星小規模爆發,從外國外地回撲,或者季節性發作,且遷延時間長,會對社會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產生深遠影響。如何在此背景下實現經濟恢復和持續發展,是所有經濟體都需要面對且亟待解决的棘手難題,在疫情中大受衝擊的香港自然也不例外:一方面,香港要穩住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的地位,進一步復蘇經濟勢在必行;另一方面,國際形勢波詭雲譎,外向型經濟根基動搖,香港經濟回春迫切需要轉換思路,需要向「內」尋找新的動能。
後疫情時代香港經濟面臨的困境
多輪疫情衝擊之下,香港產業激劇震盪,以服務業為首的產業持續受壓。根據最新公布的數據,香港失業率(今年1至3月份)急升到5%,失業人數增加超過2.7萬人,總失業人數達到18.8萬人。大部分行業的就業情況均見惡化,餐飲業失業率急升2.6個百分點,達到11%;零售業失業率升至7.7%,上升了1.4個百分點。失業率直觀地反映出香港產業在第五波疫情下的困難情况,今日之局面與香港自身比較畸形的產業結構不無關係。
疫情防控需要民眾不得不減少面對面交流(如綫下消費)的頻次,相關服務業領域消費因而迅速縮減,生意蕭條,供給端自然地相應縮小規模以規避更大的經濟損失。自2021年12月至今年4月,香港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均見上升,其中建造業、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有相對明顯的升幅。加之人員跨境流動受阻,相關專業服務輸出(如旅遊服務業)同樣受到限制,部分行業甚至仍舊處於冰封狀態。與之相伴的是,香港勞工市場狀況急劇惡化,疫情重創了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體系,使香港經濟持續處於低迷狀態。
2020年香港受疫情衝擊初期,前兩季度GDP增速下滑9.1%和9%。儘管特區政府《二〇二一年經濟概況及二零二二年展望》的數據顯示,2021年香港受惠於向內地、美國和歐盟的貨物出口急升所推動下,經濟有所好轉,自疫情以來首度出現回升迹象;但近期國際市場波動,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國際局勢不穩定因素大量出現,香港經濟回升空間再度壓縮。短期內,香港實現產能釋放、推動經濟復蘇,不能僅僅依賴特區政府的短期補貼,而應找到穩定的經濟發展動能,逐步恢復企業的造血功能。內地作為疫情下唯一保持着正增長的經濟體,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香港最穩定的經濟腹地,不斷強化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經濟合作與來往,無疑是香港爭取經濟回升空間的最佳辦法。
以往的香港「東進」模式進入瓶頸期
粵港合作不僅是基於大量現實因素的權衡考量,更是基於歷史合作的成功經驗。香港曾主動把握內地改革開放機遇期,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積極與內地開展合作,將本地勞動密集產業轉移至以珠江東岸為主的珠三角城市,成功釋放產能並推動了自身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也築牢了粵港合作的良好基礎。
香港自身位於珠江東岸,其北部與廣東省深圳市僅相隔一條深圳河,南部海域與廣東省珠海市萬山群島海域連接,加上港珠澳大橋的架設打通了香港與珠江西岸的連結,如此近的空間距離大幅增益了粵港兩地的經濟往來,具有區位上的天然優勢。加之,中央政府將大灣區建設提升至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層面,提供了大量優惠政策和資源傾斜,借此機遇可以為香港企業爭取更多有利的發展條件。
疫情前香港與大灣區的合作思路一直是「東進」模式。香港與內地合作呈現出地理區位上的中心擴散特徵,最為靠近的深圳與香港合作程度最深,以深圳為橋頭堡,進一步影響到廣東珠江東岸其他城市、珠江西岸城市乃至廣東省外其他地區,正在建設之中的深港科技創新園區依舊是香港「東進」模式的縮影。但需要注意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伴隨着珠江東岸城市(如深圳、廣州等)經濟水平突飛猛進,2021年深圳國民生產總值邁上三萬億新台階,達到30,664.85億元,廣州國民生產總值也達到28,231.97億元,超過了香港的23,740億元。從改革開放之初的香港「一枝獨秀」到今天的港深廣「三足鼎立」,香港一直秉持的「東進」模式進入了陣痛轉型期。換言之,隨着廣深經濟總量的快速增加,他們對周邊經濟資源的吸附能力在提高,而對香港的依賴程度在下降,疫情則進一步加速了這個過程,所以「東進」對香港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然減退。
在香港「東進」的過程中,珠江西岸城市亦在悄然發生變化。步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時代,尤其得益於港珠澳大橋的建成,珠江西岸城市基礎設施逐漸完善,工業水平穩步提升,對外聯通日益便利——這與深圳等東岸城市前期的優勢非常類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時移世易,珠江西岸能否成為後疫情時代香港新的合作選項?
「西進」模式可否成為香港突圍的選擇之一?
珠江西岸主要包括珠海、江門和中山三個城市,三者各有禀賦和特色。珠海區位優越,瀕臨南海,東與香港水路相距36海里,南與澳門陸地相連。港珠澳大橋竣工後,珠海成為內地唯一與香港、澳門同時陸路相連的城市。珠海作為重要的口岸城市,設有8個國家一類口岸,是僅次於深圳的中國第二大口岸城市,與香港國際貿易合作具有天然的優勢。
江門是珠江西岸的重要門戶城市,地理位置上處於香港由東向西轉向路綫上承東啟西的樞紐地位。江門佔地面積為大灣區城市集群的六分之一左右,具備可大規模連片開發土地,恰好能夠取土地資源之長補香港土地不足之短,提供廣闊的空間去承載香港經濟、社會和民生的長遠發展需要。而且江門產業類型豐富,尤其製造業工業基礎較好,與香港產業結構具有極強的互補性,在改善疫情下香港專業服務缺乏實體經濟支撑、勞工市場低迷等困境方面,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江門亦以中國僑都著稱,在港澳780多萬常住居民中,有五邑籍鄉親約155萬人,五邑籍港澳社團多達93個,與香港具有文化親緣性,是香港與江門合作的重要情感紐帶。
中山北接廣州市南沙區和佛山市順德區,西鄰江門市區、新會區和珠海市斗門區,東南連珠海市,東隔珠江口伶仃洋與深圳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相望,同樣得益於港珠澳大橋的建成,進一步融入了大灣區經濟發展動脈之中。中山是一個以傳統製造業為主的工業城市,五金、家電、燈具是當地特色產業,有較強的製造業基礎,與香港的資本管理、品牌營銷、人力資源等專業服務非常契合。可以說,將香港與珠江東岸已經式微的「前店後廠」模式,放諸於與中山合作,仍能發揮巨大的協同效應。
此外,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強力推動下,江門、中山等珠江西岸城市也充分認識到與香港加強合作的意義和價值,均推出了針對港澳企業和人才的優惠政策,令香港的「西進」前景有着優渥的政策優惠和租金優勢。以江門為例,江門市政府近年來在多方面推出了促進大灣區內合作的政策:金融方面,江門市設立了金融支持跨境融資專項資金,並對開展相關跨境業務的公司給予補貼;貿易方面,江門重點關注跨境電子商務,利用自身僑鄉的優勢,對跨境電商物流智能化等大力支持;人才引進方面,江門為港澳人員提出了多項就業優惠和勞務合作措施,將港澳青年納入重點扶持對象範圍,並為港澳居民優化户口遷移政策;醫療方面,完善在江門工作的港澳居民享受的醫療保障體系。以上種種政策,都為香港「西進」提供了充足的前設條件。
現在香港需要做的是,走出「東進」模式的路徑依賴與慣性,轉換思路,把目光投向珠江西岸。香港新一任特首已經選出,「西進」模式可以為下一屆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綱提供新選擇:着眼大灣區,由東向西。着眼大灣區即規避國際經濟形勢動蕩等風險,加快加深參與大灣區建設,與廣東持續開展全方位合作;由東向西即在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基礎上,轉變粵港東進合作模式,將合作重心轉移到珠江西岸城市,搭建新平台,發展新飛地,為香港經濟突圍騰挪出新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