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經濟民生「復常」，內地和香港恢復通關，關口重現人頭湧湧景象，其中愈來愈多香港居民北上消費和消遣，是最引人矚目的變化。北上港人不僅享受了港幣在兩地貨幣滙率變化下的購買力優勢，而且嘗到更多新鮮消費體驗。這個北上消費大潮竟也連帶增加了港人移居內地的意願。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中大亞太所」）最近公布的一項在2023年9月進行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有意願移居內地的受訪市民比例達到20.3%，較2022年同期調查數據的11.3%，上升9個百分點。中大亞太所自2020年起就市民移居內地意願每年進行調查，這是4年以來錄得的最大升幅，亦是最高紀錄，今次數據相比首次調查的數據，上升近10.8個百分點。回顧過去4次的調查結果，可見香港市民移民內地意願的人口社經基礎變化。
遷居意願經歷3階段
港人移居內地意願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反修例風波」之前。彼時部分中年和年長香港市民視移居內地為退休後一個不錯選擇。內地生活指數低，居住環境也較寬敞。此階段願意移居內地者多以中學或以下教育程度者，以及政治上傾向建制派者為多。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或政治傾向上的非建制派常以政治環境、訊息和言論自由等理由不予考慮。
第二個階段則始於2019年「反修例事件」發生之後，香港經歷社會撕裂，治安不靖，板蕩之下願意移居內地的受訪者比例上升，反映為2021年9月「反修例風波」落幕之後，有移居內地意願的受訪市民比例達到11.6%，相比2020年同期的比例上升了2.1個百分點，漲幅雖不算大，但首次超過受訪市民數目的一成。主要原因是內地能夠提供一個較平和穩定的社會環境，而願意移居者的人口社經基礎仍與第一階段無太多差別。
隨之而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和第三個階段的分水嶺。疫情幾乎令多個通關口岸全面關閉，因此不僅中止了兩地民眾接觸交往，亦減少了對抗衝突，更重置了相當多香港市民對於內地和香港關係的看法。兩地通關復常後，大量港人北上深圳、遠至廣州的消費過程中，不僅發現內地商品性價比高，且發現了在香港從未有過的新鮮體驗。
此階段的轉變，超越過去願意移居內地人士的人口社經基礎，表現為高教育程度者、政治傾向上的非建制派也提升了移居的意願。例如，2023年建制派移居意願的比例雖仍為最高，但無明確政治傾向受訪者願意移居內地的比例，較上一年增加了9.1個百分點；非建制派的比例更由2022年的0.9%提高到2023年的12.1%，增長幅度為11.2個百分點，超越建制派和無明確政治傾向者。同時，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者願意移居的比例從2020年的6.6%，增長到2023年的18.6%，接近整體平均比例（兩成）【圖】。
觀察移居的內地因素，除受訪者經常提及內地寬敞的居住環境和可負擔的樓價，內地的經濟前景、工作機會、穩定的社會秩序常出現在考慮因素前列，甚至今次調查有較多受訪者提及內地「空氣好/沒有污染問題/較寧靜」。從聚焦居住舒適度、生活環境安全感到討論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一方面反映不少港人開始認可內地在人居環境改善上的進步；另一方面，港人亦見到內地體制的優勢，不僅保障社會治安和穩定，還可提供愈來愈優質的生活條件和發展前景。後疫情時代，由港人北上消費帶動的民間交流，可能是大灣區民心相通，走向更好融和的重要轉捩點。
港消費天堂招牌失色
第一和第二階段的兩地民間交流只限於一部分與內地關係密切、需要跨境工作或學習者，多數居住在港的居民毋須經常往返內地。政府和許多機構團體曾補貼、組織或推動很多民間層面的交流，試圖拓闊兩地交流的人口社經基礎。帶有官方意志的交流活動雖然熱誠一片，但亦不時用力過猛，流於硬銷，甚至令人有粉飾之感，所產生的正面效用遠不及現時順其自然、水到渠成的民間自發交往。內地經濟與社會的蓬勃發展和積極變化，內地人民整體上富足而平靜的生活狀態，港人只要不從偏見出發，都能夠在不斷遊歷、親身體驗中感受到。
多了市民熱中往內地消費，引發本地商家反思香港「消費天堂」的金字招牌是否在與內地的商業競爭中失色；多了港人願意移居內地，自然也值得政圈中人考量如何令香港變得更為宜居；政府亦須較積極地爭取如何增強與內地無論創科、教育或產業等合作互動。兩地民間交流由區分彼此、隔閡深重與矛盾難緩，變為相互借鑑進步，良性競爭，何不為好事一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