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開埠初期，曾被英資龍頭怡和洋行大班嘲笑為「荒山野嶺長不出盈利」，但這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彈丸之地，卻創造了近代經濟及商業史上的奇蹟，香港成功的重要突破點，就是高度自由的市場制度，說白了即根據物競天擇、大魚食細魚的叢林法則，個人或企業在市場上各師各法、自生自滅，政府不作太多干預，也不提供什麼扶助、補貼或福利，結果反而造就商業蓬勃興旺、經濟壯大。
必須樹立廉潔風氣
當然，有得必有失，「向錢看」的價值觀根深柢固，令早年社會存在一股但求賺錢而不擇手段的習氣。1970年代任教於香港大學社會系的H.J. Lethbridge，在其重要著作Hong Kong : Stability and Change一書中形容那是一個價值觀念扭曲的「暴發戶社會」（parvenu society），尤其指出當時經商者弄虛作假、警察官員以職權索取利益、律師會計師則運用專業鑽法律漏洞，甚至檢控官或法官亦難保公正清白。當然，一般市民雖作為社會底層備受壓迫，但在「有油水可撈」時，少有人能抗拒誘惑，社會長年對此習以為常，不甚了了。
在香港這個冒險家樂園，有不少投機者能憑藉個人能力迅速壯大，但轉眼又被不義之財反噬，消失無蹤。早年的例子有盧亞貴、高和爾（Daneil Caldwell），到七八十年代，則有葛柏（Peter Godber）與胡禮達（Warwick Reid）等，而最著名的例子恐怕非陳松青莫屬：佳寧集團驟升時他被奉為神話、急跌時被斥為罪犯、騙徒。不過，若將之放回香港當時的局勢，會發現其成敗其實與大環境緊緊扣連，甚至可以說，陳松青的故事不單是一個曲折離奇的商業案例，更能讓我們從一個新角度認識香港。
由於陳松青乃七八十年代「南洋幫」進軍香港的代表人物，是研究亞洲「四小龍」及海外華人家族企業不能繞過的課題，所以早在1990年左右我們已開始搜集資料，希望了解其乾坤勢。惟因涉及的人物關係複雜、公司數目龐大，加上法庭訴訟糾纏多年，故遲遲未能完成整理，揭開其神秘面紗。經過多年努力，開始有了一些眉目，找到一些突破時，剛巧遇到以陳松青藍本的電影《金手指》上映，因此立即購票入場，渴望學習編劇與布局的一招半式，印證研究成果。
誠然，以戲論戲，主角配角演技吸引，場面精緻華麗，布景與鏡頭調度呈現出當時一遍紙醉金迷的繁榮景象，令人印象深刻。惟或因各種限制，部分人物情節草草收場甚至編離事實，亦未能清楚交代箇中多條複雜主線的來龍去脈，令電影浮於表面，也錯失了值得深思之處。在現實中，佳寧事件無論主角配角的人生經歷、收購合併、幕後黑手等等，均比電影更精采，也更荒誕，亦因這些精采荒誕有血有淚的故事，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歷史。
股市忌向賭場靠攏
過去香港重商依商且高舉自由市場價值，雖創造了經濟奇蹟，但同時亦滋生了各種弄虛作假、行賄貪污、洗黑錢等等違法行為，成為陳松青等炒賣造市者的樂園，破壞市場和社會秩序，更讓人吃驚的，是牽涉在佳寧事件中的不只是商人，更有法官及不少專業人士，甚或世界級金融機構的高層，揭示哪怕是中上層社會，廉潔意識亦十分薄弱，間接說明「暴發戶社會」的某種意識仍然殘留。
最值得指出的是，廉政公署那時候鍥而不捨的多方偵查及嚴厲打擊，不理涉案者多有錢、逃得多遠，引渡手續遭遇多少挫折，也堅持將之緝拿歸案，展示了建立廉潔社會的決心，社會因此可逐步樹立起廉潔風氣和正確價值觀，行賄受賄不再被視為等閒事，香港的廉潔指數從此與日俱升；再加上金融相關法例不斷完善，終於令香港擺脫了「暴發戶社會」，正式成為一個受到信賴的金融中心。
回望過去近半個世紀，會清楚地看到社會廉政風氣、價值觀念與法律制度的進展須經歷漫長過程，難以一蹴而就，因此，我們更應該珍惜得來不易的進步。今日香港的經濟正遭遇瓶頸，疫後復甦能力亦較預期差，更不用說股市表現呆滯，遠遜於歐美日市場，或許有人因此會愐懷過去，念念不忘往日輕鬆「搵快錢」的日子，甚至覺得水清則無魚，認為規矩不用定得那麼緊，要有罅隙讓人「透氣」，股市才能「炒得起」。這種似是而非的言論，似乎忘記那種「捐窿捐罅」的尋租行為，令那些如當年陳松青之流的弄虛作假，抬價造市，結果令無數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亦令香港資本市場和社會蒙羞。
誠然，保留香港的自由市場極為重要，但我們同時須力保社會公正廉潔，維持市場秩序與法規，防止害群之馬渾水摸魚、貪污舞弊，因為資本市場的根本功能是為企業集資，如果為了搞活市場而鬆綁，令股市進一步向賭場靠攏，無疑本末倒置，只怕更難吸引資金進入，更難建立一個健康而國際化的資本市場，且會動搖香港過去辛苦建立且賴以成功的基石。
